走私貨物、物品罪的特殊形式有哪些？
走私罪是指違反海關法和國家其他有關法律、法規，逃避海關監管，非法運輸、攜帶、郵寄國家禁止進出境的物品、國家限制進出境或者依法應當繳納關稅和其他進口環節代征稅的貨物、物品進出境，數額較大、情節嚴重的行為。那么走私貨物、物品罪的特殊形式有哪些呢?
一、走私以及普通企業貨物進行物品罪既遂與未遂的認定
200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在海關監管場所查獲的走私既遂和未遂案件認定的函》認定了幾種情形的走私既遂和未遂案件： （1）只要走私貨物、物品到達海關查驗關口或者進入海關特殊監管場地被查獲，就應當認定為走私既遂。（2）為行為人攜帶、運輸貨物、物品，繞關走私的；只要走私貨物、物品到達國（邊）境，就應當認定為走私既遂。（3）行為人在境內郵寄貨物、物品走私的，只要行為人在郵政部門辦理了郵寄手續，即視為走私既遂；在郵寄過程中被抓獲的，應當認定為走私未遂。(4)行為人故意實施上述走私行為，而客體不能實施的，應當認定為走私未遂。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和海關環境監管工作方式的不斷通過調整，進出境貨物、物品從一關境進入另一關境的進出境行為，已經從傳統的“時空理論意義”上的進出境行為演化為學生一種“法律研究意義”上的進出境行為，這種“法律教育意義”上的進出境行為已不再需要適用中華傳統的時空尺度來衡量。現今這個世界其他各國的海關企業在對進出境貨物、物品可以實施有效監管時，或多或少地將貨物、物品進出境的時空界限打破，貨物信息進入社會某個部分國家政策或者一個地區的空間和時間沒有界限并不能夠代表該貨物數量已經開始成為學習法律真正意義上的“入境”，如我國《海關法》規定，進口貨物的收貨人應當自運輸網絡工具進境（貨物在空間上已經進境）之日起14日內到海關申報。假定收貨人在前13天未對貨物情況進行項目申報，那么他們在其未申報的13天中，尚不能從法律上確認貨物是否已經進境。只有當報關行為能力產生且海關接受申報即通關，才能進一步確認貨物已經進境。
走私普通物品罪共同犯罪的認定
1.幫助型共犯
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的規定，與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犯罪分子共謀，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件，或者為其提供運輸、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的，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共犯論處。這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中幫助共犯的規定。幫助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構成共犯的關鍵是行為人應當“與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犯罪分子共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五條規定，共謀是指犯罪分子事先或者在過程中形成的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共同故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共謀： （一）明知他人從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活動，同意為其提供貸款、資金、賬號、發票、證件、海關單證或者其他運輸、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的；（二）多次為同一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分子提供前款所列協助的。也就是說，對于沒有直接參與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只是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提供條件和便利的幫助者，要與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構成共同犯罪，必須具有積極的表意和計劃行為。至于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共同正犯，只要行為人明確意識到是與他人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人之間就可能存在明示或暗示的聯系。如2002年10月至2003年4月，被告人蔡某某受聘擔任富源公司副總經理。明知富源公司將進口原材料在國內加工銷售牟利，他仍安排工人生產假成品向海關申報復出口，使加工貿易登記手冊的進出口數量得以平衡。從而協助羅某某等人在國內銷售富源公司進口的電解鎳244400公斤、硫酸鎳3150公斤、氯化鎳3040公斤、中間體2625公斤、光亮劑23385公斤（總價值人民幣7366843元），偷逃應納稅款人民幣1610798元。故被告人蔡某某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
2.海上走私共犯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六條規定，運輸者、購買者、銷售者實施海上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的，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運輸者，一般應當追究運輸工具負責人或者主要責任人的刑事責任。但是，對于事先與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犯罪分子串通，為走私籌集資金或者利用專用走私運輸工具從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犯罪活動的，可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追究其他參與者的刑事責任。
實踐中我們遇到的此類犯罪案件，往往因為只有運輸人而沒有貨主被查獲，這種發展情況給案件的處理帶來了一定難度。該規定企業主要可以解決他們兩個方面問題：其一，在沒有查獲貨主的情況下，能否追究運輸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刑事法律責任；其二，在追究運輸人刑事社會責任時如何學習掌握打擊面。
3. 具有特定監管義務的海關官員構成走私的共犯
最高國家人民對于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企業辦理走私刑事訴訟案件可以適用相關法律制度若干重大問題的意見》第16條規定，負有特定環境監管義務的海關服務工作研究人員徇私舞弊，利用自己職權，放任、縱容走私犯罪活動行為，情節更加嚴重的，構成放縱走私罪。放縱走私行為，一般是消極的不作為。如果沒有海關系統工作技術人員與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犯罪分子通謀，在放縱走私過程中以積極的行為方式配合走私分子逃避海關監管機構或者在放縱走私之后分得贓款的，應以學生共同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追究刑事社會責任。
4.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共犯。
（一）加工貿易購銷登記手冊、特殊減稅免稅批準文件及其他涉稅文件的定性處理
最高發展人民對于法院、最高實現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公司辦理走私刑事訴訟案件可以適用相關法律制度若干重大問題的意見》第9條規定，加工技術貿易組織登記工作手冊、特定減免稅批文等涉稅單證是海關需要根據我們國家經濟法律保護法規體系以及一些有關政策性銀行規定，給予一個特定社會企業主要用于保稅貨物生產經營風險管理和減免稅優惠待遇的憑證。如果沒有行為人與走私分子通謀出售上述涉稅單證，或者在出賣批文后又以學生提供印章、向海關偽報保稅貨物、特定減免稅貨物等方式能夠幫助買方辦理進口通關手續的，對賣方依照《刑法》第156條以走私罪共犯定罪處罰。買賣上述涉稅單證情節更加嚴重影響尚未進口貨物的，依照《刑法》第280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有一種重要觀點分析認為，買賣進口貨物減免稅批文等涉稅單證的，應當一律認定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因為此種減免稅批文的唯一不同用途方面就是走私。這種指導意見似乎欠妥，因為網絡買賣進口貨物減免稅批文等涉稅單證的人盡管主觀上認識到學習這些涉稅單證的最終用途是走私，但其與走私行為的實行者缺乏系統直接關系聯系（通常是尚未開始發生結合實際的走私行為即案發），一律論為走私罪的共犯不符合幼兒共同構成犯罪的一般采用理論。
（二）辦理單位和個人聯合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案件；
單位與個人發展共同走私犯罪，是指一個或數個單位與一個或數個自然人共同走私犯罪。其中，單位人員必須具備法人資格，如果我們僅是盜用單位名義與其他自然人共同走私則只能是純粹的自然人共同走私犯罪。共同走私犯罪中的自然人必須是達到國家法定刑事法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社會責任管理能力的自然人。單位與自然人共同走私犯罪主要包括以下三種基本形式，即單位與單位以外的自然人共同走私，單位與單位內的自然人（以獨立的個人用戶身份）共同走私問題以及對于自然人同時以單位內部成員和獨立完成個人主義雙重身份與單位工程實施的共同走私。單位以外的自然人，是指與單位不具有勞動隸屬函數關系，單位時間也沒有授權其為單位數據進行分析代理服務活動的自然人。單位與單位以外的自然人雙方在共同的利益驅使之下相互勾結，實施了共同的犯罪心理行為，二者構成因素共同經濟犯罪。單位內的自然人，作為研究單位的有機系統組成結構部分，服從于單位的整體意志和利益；同時，又具有豐富自己民族獨立的意志和行為，超越于單位。自然人在他們自己認為個人自由意志支配下實施的行為，并不影響具有重要單位會計行為的性質。當自然人為了我國個人之利益，以獨立于政府單位的個人職業身份與單位相勾結共同教育實施環境犯罪時，構成設計單位與自然人的共同犯罪。自然人同時也是具有保護單位成員和獨立解決個人的雙重身份時，主觀上具有施工單位意志和個人意志兩個教學內容，客觀上雖然只實施了一個良好行為，但該行為方式卻是在兩個階段不同的主觀意志驅使下，為了滿足兩個完全不同市場主體的利益開始實施的。一方面是單位意志的載體，另一技術方面又是一種個人安全利益從而實現的途徑。所以從實質上講，它是利用兩個角度不同的行為，應構成單位與自然人的共同犯罪。
這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走私刑事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涉及單位走私普通物品罪和個人走私普通物品罪。 第四條犯罪規定了不同的處罰起點。 該規定為司法機關處理走私刑事案件提出了一個難題，即單位和個人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共同犯罪，逃稅金額在5萬元至25萬元之間，如何處理？ 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十條規定，單位和個人（不包括單位負責人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共同走私的， 聯合走私逃避應納稅額的，由單位和個人負責。 單位和個人共同繳納的走私、偷漏稅稅額在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的，按照案件的情節處理。 單位發揮重大作用的，不追究單位和個人刑事責任，由海關行政處理。 個人擔任主要職務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海關對該單位給予行政處分。 不能確定單位或者個人發揮重大作用的，按照個人犯罪標準和單位犯罪標準分別處理。 單位或者個人因走私、偷漏稅合計應納稅額超過25萬元，可以區分正副的，依照刑法關于正副的有關規定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三）走私以及普通企業貨物、物品罪的罪數形態進行認定
（1）走私普通物品和其他特殊物品案件。 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行為人是否應按一罪或數罪處理走私普通物品和其他特殊物品的案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上述情況應同時受到犯罪和懲罰。 另一種觀點是，不可能對數罪并罰，一個人同時走私普通貨物和其他特殊物品，是違反數罪并罰，構成想象競爭的行為。 應該按照其中一項重罪處罰。 這種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對“走私行為”的不同理解。 前者認為，走私涉及多種走私行為，而后者認為，單一的走私只指一種走私行為。 現行刑法將原走私犯罪轉化為二級犯罪，根據走私對象不同，將原走私犯罪分解成各種具體的走私犯罪，實際上，原走私犯罪的犯罪構成分為各種具體的走私犯罪的犯罪構成。 在這一背景下，對“一次走私行為”評價標準，實際上，它已經由原來的廣義走私犯罪構成所起草的法律行為標準，轉變為由若干具體的走私犯罪構成所起草的若干法律行為標準。 在這個標準下，我們不能看到上述“一次走私行為”，并立即將其與“一次走私行為”聯系起來，因為這種事實和經驗現象不一定等同于犯罪成立時的要素。 犯罪構成要件的確定不僅僅是現象的記錄，而是目的思維的產物。 在刑法中，傳統走私罪因走私罪對象不同而規定了不同的走私罪，各種走私罪的具體構成之間不存在包容關系或交叉關系。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由于走私對象的多樣性，“單一的走私行為”實際上演變為“若干不同的具體走私行為”。 因此，把“走私行為”作為想象共同犯罪來對待顯然是錯誤的。 一個走私行為實際上是數罪并罰。
但是，對于這種一次走私多種貨物、物品的情況，也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第一，行為人具有多種走私故意的情況，即行為人明知自己走私的既有普通貨物、物品，又有國家禁止進出口物品，構成犯罪的，以實際走私的貨物、物品定罪處罰；構成數罪的，實行數罪并罰。第二，行為人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情況，即行為人對自己具體走私對象認識不明確，但是無論是普通的貨物、物品還是國家禁止進出口物品，都不影響行為人的走私故意，對此應當按照其實際走私的貨物、物品定罪；構成數罪的，實行數罪并罰。第三，行為人受蒙騙而發生認識錯誤的情況，即行為人因受蒙騙，以為自己只是走私普通貨物、物品，而實際上在普通貨物、物品中夾藏有國家禁止進出口物品，對此，仍應以實際走私的對象定罪處罰；構成數罪的，實行數罪并罰，但可以從輕處罰。例如，2003年年初，被告人林某某從福建老家來到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打工，受雇于香港“楊老板”和同鄉“阿帥”（另案處理），負責從香港走私進口的盜版光盤的接貨、重新包裝、聯系下家運走、向委托代理報關方交付有關費用等工作。2003年3月3日，香港老板委托陽春市財貿實業發展總公司以一般貿易方式向佛山海關涪口辦事處申報進口一個20尺瀝青貨柜，被佛山海關查驗發現貨柜瀝青桶內夾藏了大量的光盤。當貨柜運往南海區瀝北管理區香基路舊電器城南西區115號鋪面，被告人林某某按照老板指示準備接貨時被當場抓獲。繳獲貨柜瀝青桶內夾藏光盤456800張，經審查鑒定，其中有6000張光盤屬淫穢物品，其余450800張盜版光盤經海關核稅部門核定，偷逃應繳稅款人民幣203830元。被告人林某某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走私淫穢物品罪，應數罪并罰。
(2)因走私賄賂海關官員。這要從兩個方面來處理：一是行為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的行為被查處，然后他向海關官員行賄以逃避制裁。在這種情況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和行賄罪應當數罪并罰。因為走私和受賄在法律上沒有聯系，又各自獨立構成犯罪，應當數罪并罰。二是為走私普通貨物、物品順利進行而賄賂海關關員的行為。這種情況屬于牽連犯，應當以重罪處罰。賄賂是方法行為，走私是目的行為，兩者都與方法和目的有關。主觀上，人們也有牽連的意圖，因為他們知道賄賂的目的是順利走私。
（3）行為人可以為了中國走私普通貨物、物品而偽造、變造國家政府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管理或者通過偽造一個公司、企業、事業建設單位、人民群眾團體印章構成網絡犯罪的，也屬于牽連犯，是方法與目的的牽連。
（4）為走私目的騙取外匯。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為目的的騙取購匯、非法售匯刑事案件具體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的規定， 以虛假、無效的憑證、商業單據或者其他方式向外匯指定銀行騙取外匯的，以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定罪處罰。
（5）走私一般貨物、物品過程中，用暴力抵制走私的情況；根據《刑法典》第157條第2款的規定，在走私普通貨物或物品過程中使用暴力或威脅以抵制走私的情況下，犯有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和妨礙司法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暴力妨礙司法并不包括嚴重傷害或死亡的案件。走私普通貨物、物品，使用暴力造成嚴重傷害或者死亡的，與故意傷害、謀殺罪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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